二十一年前，在一个热闹的人体油画展上，我邂逅了一位回族青年。他简单地向我介绍自己，“我叫杨彦，彦是颜色的颜去掉右边。字典解释指有才学的人，喜欢画国画。住在牛街”。 接下来几年，他成了我家那间斗室的常客。来时，时常带着自己的山水画新作。那些日子，聊画看画，成了几个文化小青年的一大兴致。那时，欣赏杨彦的山水画，感觉是一件相当郑重庄严的事情。还记得，那幅著名的“大宁河揽胜”图卷长达23米，是在很委屈的状态下徐徐展开的：几个人在狭小的空间里转圈，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托着画，唯恐有些许闪失。空间的狭小和画卷的震撼气势有种强烈的反差，至今不会忘记。92年，这幅长卷国画在一次拍卖会上以2.2万美元的价格被一位新加坡买家归入囊中。从此，“大宁河揽胜”对于我等国人，成了永远的历史回忆……

牛街的画室

还是说二十余年前的杨彦。初见其人，只觉得质朴有余，练达不足。闻其声，那“兰京”（南京）口音透着干脆爽快。见其人，眼神里常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渴求，盼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外部世界交流，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也有迷茫：对于二十八岁的杨彦来说，如何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画家和如何生存，在当时几乎是同等迫切的人生课题。听说我对他的画作感兴趣，杨彦很兴奋，马上相约择日牛街家里见。

那是牛街栅栏胡同里一座坐南朝北的高台阶院落。院内东西南北的房子举架都很高，院墙厚重，显然不是过去“小住家”能够置办的产业。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把祖宅震得歪斜，杨彦由此得斋名“西歪屋”。杨家属书香门弟，杨彦的祖父杨明德老先生是著名回族教育家，曾参与创办了西北中学，（北京回民中学前身）。杨彦的外祖父马鸿喜是徐悲鸿好友。院里静静的，当时南房还被“挤占”着，未落实政策。一门心思画画儿的杨彦还闹不懂该用什么招儿把“房客”赶走，于是自家院子里就多了个邻居。一溜北房是杨彦的画室兼客厅兼卧室，最东边的一间还住着一位朋友。本来生活就很拮据的杨彦为何还给自己找“负担”？杨彦淡然一笑，“大家是朋友，他也不容易。” 走进屋里，便见一张大画案，上面摊满笔墨纸砚。墙上，地下，都是水墨画。记忆中，屋内除了画，确实没有其他“温馨亮点”了。而杨彦招待客人的项目也简单，就是“看画”。那时的杨彦虽然已接近而立之年，却不善客套，倒象个孩子一样，只沉迷于自己喜爱的艺术当中，介绍自己的作品时滔滔不绝，很兴奋，决没有“推销”的成分，介绍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和来客分享一下绘画的快乐，“谁能欣赏，谁就是我的知音”。那段时间我看到了他临摹的送元明清的画，还有十几岁时候的写生作品，其绘画才情与天赋已经令观者赞叹称奇。著名画家亚明先生曾赞杨彦“少幼聪慧过人”，“出手神气见才华”。

八十年代中期，杨彦移居京城。当时，这位青年画家所创作的水墨画很难让人与他的穆斯林民族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一类灵感大多源于唐诗宋词的意境，一类是山川大河长卷，风格迥然不同：前者体现出一种清幽意境，画面呈现古典的美，用杨彦的话说“入境”者方可会意，不达者不可言说；后者气势磅礴，传递江河奔腾的旋律，著名的“大宁河揽胜”长卷、“长白山”长卷、“山川乡国情”长卷等，都是在那一时期完成的。准确地说，也是在牛街这老宅的画室中完成的。当初，名不见经传的杨彦面见李可染，蒋兆和，黄胄，溥杰，启功，黄苗子等书画大师，当他把自己的大宁河揽胜长卷呈上时，这几位前辈欣喜不已，热情为他题字题跋，可染先生题卷首，黄苗子作跋，启功先生赋诗并题“千里江山一卷收，丹黄木叶晓云稠。林泉橐笔功无尽，莫放空间百尺楼。” 更感叹“此卷长达十丈，写来倍见勤苦，获观弥感欣慰也”。1992年冬，34岁的杨彦东渡扶桑，举办画展。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欣然为杨彦题记：“文事东行溯汉唐，画擅永正（日本国年号）雪舟良。而近盛世看双美，接袂中华人姓杨——杨彦先生以画名当世，近日东渡扶桑展其佳作，以诗张之，今以识中日文化交流之盛世之尔。”徐老将杨彦与日本写生水墨画创始人雪舟（1420～1506）比作盛世双美，其赞誉不可谓不高。

杨彦十分崇敬自己的恩师李可染先生。八七年北戴河正式拜师后，杨彦深得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在创作上日臻成熟。事实上，杨彦的不少早期作品，那厚重的笔墨，画面的布局，颇具李可染先生的风格神韵。还记得那时每逢得意之作出炉，杨彦在画上签名时，故意把“彦”字多加一撇，以区别于那些平常之作。八十年代末，无论是在牛街的画室中，还是来友人家品茗小聚，杨彦常爱将自己对于当代国画和艺术家的创作所做的思考与大家分享。记忆最深的是，他认为，与老一辈相比，他这一代国画家并不是在单纯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国家开放了，各种艺术风格流派信息和作品都在影响着中国艺术家的传统思维创作模式，艺术家的眼界更开阔了，创作心境和想表达的思想或许与历史上的中国画家有所区别了。后来，杨彦自己的一些作品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1998年，杨彦曾创作了一组“城市之光系列”作品，其中一张题为“大漫游”的水墨画，主题竟是一部手机。那是一部用夸张艺术手法绘出的手机：按键多到上百个，屏幕上显示着读不懂的怪异汉字又读不懂，让人联想的就是信息大爆炸，而人与人的真正沟通又是非常困难的。那一年，杨彦迈进不惑之年。这“城市之光”的作品或许是艺术家对当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给人带来的冲击的一种诠释及忧虑吧。这种水墨画的创作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意识和审美，已无古意可寻。由于这幅作品的参展，《中国当代水墨》更名《中国水墨艺术传呼》，被评论家们喻为真正的后现代艺术。

走出四合院

九十年代末，牛街拆迁了，杨家的祖传四合院也化作了瓦砾。杨彦用一幅石榴的水墨画把自己对旧院的思恋留下了。从四合院中走出来的杨彦令中国国画界欣喜不已，令世人不敢小视。从城内搬到城外，从城南移师城北，不知道当年杨彦是怎样告别老宅，开始幸福的新生活，更不知道他的艺术生涯从此开始了怎样的转折，因为此后的十几年竟然没有见到杨彦！这些年，倒是时常能从画店的墙上认出他的山水新作，又偶然从《复兴之路》书中60多幅插图，于丹《庄子心得》和钱文忠先生的《三字经》等书的插图中重识杨彦的墨韵，色彩已明显由过去的浓暗变清淡柔和，展示出的是一个心灵深处更加舒展的艺术家的风格。从设色厚重的“海风图”到圣维多瓦山的壮丽美景，云游四方，已成为国际旅行者的杨彦，用自己的中国笔墨把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展示给世人。端详媒体刊出的照片上的杨彦，银须飘飘，俨然一位穿越时空，从古而来的仙人，倒是那表情和作画的姿态依稀如旧，把人带到往事之中。

据我所知，杨彦的早期作品有不少都送人了。送的人，用当今精明商家的眼光来看，大都是没有什么“投资价值”的人。送的原因也大多简单，别人张口说喜欢，自己不好意思回绝。与杨彦交往，感觉他是个懂得感恩，情义并重之人。李可染先生去世。那阵子只见杨彦忙前忙后，抽空来我的斗室小聚时，话题都是先生身前身后之事，对恩师的缅怀之情溢于言表，决无作秀之意。不能忘记，八十年代末，杨彦自己还苦于生计无着落之时，却热心地为几位南京画家张罗着在京办画展，为人家宣传介绍时可谓尽心尽力。亲历的一件事，更是令笔者尤为感动。有一次，在驶往哈尔滨的列车上，竟然听一位旅客聊到了杨彦，而且居然也是杨彦的多年好友。他告诉我，杨彦经常和朋友们提到我这位年轻时代的知音好友，每每提起往事，常常念及我对他的帮助，心中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到了吃午饭时，那位朋友执意请客，说是“要略表敬意”，这令我十分感慨，也一直在想：古今中外的大艺术家们大抵多是人品艺品双修的。

在“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杨彦显得十分单纯，几近于傻。那时的杨彦，已经以李可染先生为师，也深得启功等老一辈名家的赞赏，并受到台湾，日本等地画商的相当关注，但，如何将自己的这些“政治资本”甚至“资源”整合利用好，杨彦显得力不从心，也因此受到朋友们的“批评”。那时，朋友们多想把杨彦这匹“画坛黑马”“培养”得精明一些，可他惟有绘画的天赋而绝不具备官场的精明。但这并没有阻挡艺术家迈向成功的脚步。 

那天，读了冯其庸先生在“瓜饭楼”为杨彦亲笔题写的两首诗，感觉作为晚辈的杨彦是多么的幸运，作为画家的杨彦更是遇到了平生难得的艺术知己：“纵横画笔任纷披，怪石险峰别一奇，画到幽微灵秀地，稽康阮籍同卜居。” 又，“红紫缤纷事亦希，金陵王气几曾微。大江东去波浪阔，又见神龙破壁飞。” 冯老是学问大家，亦是书画高手，在这位长者的眼中，后生杨彦不仅天赋高，且勤奋用功，冯老感叹：现在，像杨彦这样用功的艺术人才不多了。。。。。”

掐指一算，今天的杨彦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可还像个孩子一样”，见过杨彦的人大多这样评说。但是，谁能说“内心简单，心绪明朗，只会摆弄笔墨”，不是一位真正艺术家所该具备的独特气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