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天成》杂志社杨文超社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要一起去采访杨彦先生，要我准备一下。

杨彦是国内著名的书画家，多年来对中国画的艺术创作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画风多次创新，他的每一次创新，都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的画题材多元，异彩纷呈，难得的是无论何种题材，都驾驭得相当精纯。能和这样的大师级任务对话，是难得学习的机会。

见到杨彦，我觉得他的相貌和他画一样很有创意：年纪不大，但是头发却集体移民到了下巴上；并不沧桑的面孔和飘洒的白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更增加了几分仙风道骨的韵味。

我们没有寒暄，就开始对话。也许都是性情中人的缘故，也许对艺术有着很多共同理解的缘故，我们谈的非常投机。思想和思想的碰撞经常出现闪光的火花，杨彦表示他以后要和我进行一次长时间的对话，总结他五十年的艺术人生，并把对话写成一本书。但那时以后的事情，今天却只能展现这次谈话的内容。

关于题材

齐明昌（以下简称齐）：

纵观中国的国画界，大部分部分画家都是在某一个领域或针对某一个题材进行创作，而您的创作领域却十分宽泛，题材也是多元的。您对创作题材是怎么看的？

杨彦（以下简称杨）：我不主张一个画家只在一个领域一种题材上下功夫。我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什么题材我都能画，人物、山水、花鸟、城市、乡村、太空、海底……我都能画。我的兴趣是广泛的，早就了我创作题材的多样化。我认为，题材只是表达思想的载体，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幅画来表达你的精神追求。所以我的画尽管题材丰富，创作风格多元，但是精神追求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师法自然，追求一种融哲思、禅意、诗意、绘画与一体，展现一个超然于地域和历史之外，既没有空间又有实践的生命艺术流动的过程。

题材多样并不等于随意，我的每一幅画都倾注了感情，都是真情的流露。因为作品是艺术家人格、情感的外化，就像法国作家布封说的那样：风格即人。中国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有很多画家创作题材过于狭隘，甚至一辈子就只画一种题材题材。他们觉得既然黄胄画驴可以成名，我们为何不能效法黄胄？所以他们就只画一种动物，想借此成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黄胄不仅能画驴，而且能画很多题材。黄胄的人物和山水画，造诣都非常高，艺术表现力非常强，只不过他画驴画得多一些而已。

如果基本功过硬，能驾驭各种题材，强化一种题材也是对的，但是不能只画一种不及其余，这样路越走越狭窄，甚至会走进死胡同。

关于技法

齐：中国画历来注重技法，比如山水，有很多传统皴法，什么披麻皴、斧劈皴、云头皴、雨点皴等等。但是在您的画中，似乎看不到这些传统皴法，或者说已经把这些皴法圆融贯通，成为浑然一体。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想的？

杨：一个国画家不能不掌握传统技法，但是又不能拘泥于传统技法不能自拔。技法是从自然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传统技法，更要的向大自然学习。中国山水画产生的地域是江浙皖一带，画中的山水都有强烈的江南风格。古代很少有画家到西北去写生，更没有到西藏去写生，所以就无法领略西北山水的粗犷美，更无法感悟西藏山川雄伟壮丽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魅力。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传统技法是他们那个时代向自然学习、升华并提炼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的表达。那个时代的人很贴近自然，注意写生，而我们现代人却跟自然疏离了，就算到大自然中写生，也是走马观花，没有跟大自然真正的对话和交融。有一次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房山的一个地方写生，这里有几千人在同时画一块石头，人挤得连支放画架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是写生吗？写生应当是充满诗意的，这是凑热闹。

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每个地方的山川和风物都迥然不同，要仔细体味这种奥妙，多多积累，才能产生灵感。积累多了，作画的时候就会爆发出一种激情，就有了创作冲动，这时就会忘记技法，或者说技法已经融化在你的血液之中，到时候就会喷薄而出。而且这时的技法只适用于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完成了，技法也就随之消失了。技法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运动的，是有生命的。大家在我的画中看不到传统技法，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很多人不是师法大自然，不去写生，天天揣摩古人的画卷，钻研技法，像清代的“四王”一样，每一根线条都要讲来历，将技法，失去了创作的冲动，没有了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刻理解，一味地“克隆”古人的形式和技法，使变幻无穷的大自然，使多姿多彩的山水失去生命力。

关于混沌

齐：《圣经》开头第一段话就是讲人类的混沌时期，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和一些启蒙读物也都谈到过混沌时期，您在一些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谈到了混沌美学对绘画创作的影响，您能就这个问题谈谈您的看法吗？

混沌是人类一种初始状态，这种状态比较抽象。冲击艺术家视觉的首先是具象，所以过去艺术家很少关注这种状态。当具象进入鼎盛，艺术家不再满足具象的时候，抽象开始进入艺术家的视野。西方的现代派绘画就是在这种人文背景下产生的。他们抽象的绘画不再再现物体的形状，而是试图以一种混沌的方式，揭示一个非实在的物体──精神世界。中国传统的不可表达是中国画的文化支撑，中国画从产生那一刻起，就带有这种混沌哲学的背景，所以混沌在中国画中历有传统，虽然人们没有明确指出，却一直在实践，混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在真谛。

中国画有混沌的哲学和美学背景，并不等于表现了混，真正从正面混沌的艺术理念，还是现代人的事情。我觉得画家应当正面表现人类初始状态的混沌，只有表现好了混沌状态的凝重、炽热、沉滞，才能开创水墨交融的崭新艺术天地。经过混沌的脱胎换骨而生发出来的灵秀、飘逸，才是真正的灵秀、飘逸，朦胧的写意画才更富有诗情画意，恣肆汪洋的泼墨画才有了根基。

关于世博会长卷

齐：近年来您两次进藏，创作了许多返璞归真粗犷雄浑的西藏题材的作品。正当您创作兴致盎然的时候，却接到让您画“上海世界博览会长卷”的任务，由原始宁静的自然的题材一下子跳跃到了繁华热闹的市井题材，反差极大，对比强烈，很多人都觉得做不到事情您居然从容不迫做到了，而且做得游刃有余。您能不能谈谈世博会长卷的创作？

杨：前两年我两次进藏，西藏的山川让我感到震撼，感到在灵魂上经受了一次洗礼。我回来后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来表现西藏的荒蛮的原始美。世博会举办的地点是上海，一个国际大都市，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这种反差太大了，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反倒激起我的一种创作激情，就接受这个任务。

当时世博会的场馆还没有建成，我只能看效果图，根据效果图来创作。我觉得光看效果图还不行，就冒着严寒和大雨，到能鸟瞰世博园的大桥上拍照和仔细观察，积累素材。

世博会长卷就是在原始山川和繁华都市之间碰撞出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