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金陵画派”的诞生，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画坛具有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为中国画世代的发展和跨越增添了熠熠之辉。亚明，则是“新金陵画派”的中间组织者和推动者。他的人生不容易，所创造的成就更不容易，弥留之际，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写下“中国画未能画出点名堂，是最大的遗憾”的遗言，成为中国美术界一个长久思索和谈论的话题，也深深触及着孜孜求艺的画者之心。

    杨彦正是其中一位。他曾说：追求艺术，也要与时间赛跑……

　　杨彦勤奋，走古道、越戈壁、登巍峨、临高原……在执着的艺术世界里，他不知疲倦地走着、画着，酸甜苦辣五味陈杂，可能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体味。西藏之行后，我们在工作室见到杨彦，身着军绿色棉袄，长途奔波让他稍显疲惫，络腮长须也更为花白，聊及十几年前与亚明先生在苏州东山小镇上相处时的情状，杨彦声音低沉，说到亚明先生淡泊的晚年和遗言，杨彦感触很多，禁不住黯然落泪……

    东山的梅花还在盛开在心头，太湖的日出是否还温暖着晚归的渔船？

先生亚明

    2002年的春天，亚明先生驾鹤西去，回归道山，当日正是我的农历生辰——正月初八，得知这一噩耗，我匆匆赶去南京，遗体火化在2月25日（此日又恰是我的阳历生日）举行，这种巧合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还是想的很多。因亚老人缘口碑好，当日很多人前来吊唁，悼念场面宏大感伤。我随同其他三位亲友将他推进火化炉，烟囱刚冒烟，就下雨了，似是上天也在惋惜。

    无数个未眠的夜晚，我灯下研墨或扪心自问时，脑海中总想起他在东山老院独坐的身影和他弥留之际的绝笔……

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术事业得以恢复，亚明先生时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我当时在南京压缩机厂当工人，能在一些活动的开幕式上远远看到亚老、在画展上看到作品就很知足，不曾料想以后的人生能与他结下一段师生情谊。

　　一个夏日的清晨，我晃晃悠悠去上班，经过江苏省美术馆时，看到有个中年人在打拳，我一眼就认出那是亚明先生！可是我不敢叫他，就怔在一旁看，待亚老打完拳准备离开，我悄悄尾随其后，亚老可能感觉异样，便扭头看，他一扭头，我立马跳到梧桐树后（南京街上的梧桐十分高大），几番躲下来，他仍没有发现我。等他走到巷子的转弯处，我估计他不会再回头，就站在那里目送他，结果他突然一转身，我没地方躲，被逮个正着。他一招手：“过来！”我噔噔地跑过去。

　　“干什么的？画画的？”——“嗯。”

　　“跟谁学？”——“跟华拓老师学。”

　　“跟华拓学？好！他是我的学生，明天这个时间，还是那个打拳的地方，把画带过来，我看看。”

    他手背在背后，边走边和我说，再往前就是他家，他让我去他家看画，可我蛮傻，竟说自己还要上班。他手一挥：“去吧！”第二天，带着喜出望外的心情，我早早地带着画在美术馆旁边等，亚老来了，看了画，跟美术馆门口的老头儿说我“懂得学手艺”。不过他仍有些半信半疑：“我打会儿拳，你画棵树给我看看。”我随身带有速写本，便画了旁边的一棵桃树，他看了，不多言语，只说：“画院要招生了，到时候我招你！”一下子我被喜悦冲昏了头，回去后，赶紧把我和亚老相识的经过跟华老师说了，华老师很是许可，当即便骑着自行车领我去亚老家，正式拜访亚老。多年以后，亚老在给杨彦作品《牛首祖堂山石道人幽居图》的题跋中还有过感慨：杨彦，金陵人，幼聪慧过人，喜丹青，家清贫，少初随华拓学山水。一日巧遇余，尾跟久久而不去，问曰何故，答：爱丹青，可见否？杨君愿次日带上。二日见作，确有豪气可雕也。庚午金秋于京华华城，亚明。

　　后来便有了跟随亚老学习的机会。

　　除了临摹古画，看亚老画画是一种享受，观亚老画丈二大画，作扇面小品，有的动作十分奔放，落笔如风驰电掣；有的精细入微，行笔如穿针引线。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画派的主旋律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相结合，美术作品提倡为工农兵服务，多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可以说亚老在这个大形势中走得非常成功，在表现火热的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又不失笔墨，记得有《钢铁画拾遗集》、《梯田修进白云里》等。

　　亚老在绘画上的一些立场，对我影响至今，比如：铤而走险、先扫地后绣花，该奔放时要奔放，该细致时细致。但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比如傅抱石，画画动作幅度大，奔放得很，可到了点睛之处，点人的眉目时，用宿墨，又极细；像李可染有方章叫“再精微”。这种细，要求画家在微观上抓住要义，有张力，从微观到宏观的把握上要有一定的胸襟，同时也检验画家的心量和才情。

二

　　亚老，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用著名作家顾尔镡的话说，叫作“敏锐善于思索，正直而又灵敏多变，豪爽而又慎乎其慎”。

　　豪放的性格不仅在作品中体现，同样也影响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折射在他待人接物、对待艺术的态度上。在画商与其讨价还价时，他开玩笑地吟首打油诗：“钱是你的命，画是我的命，你要我的命，我就要你的命”，很有意思。

　　1987年亚老来北京，住在北京饭店，董寿平先生请亚老吃饭，其属下来北京饭店接亚老，当时我也在，亚老让我陪他一起去。不料负责接亚老的人没有让我的意思，我有点难堪，“他不去，我也不去了。”亚老故作生气地说，并要往回走，那人见状赶紧拉住亚老，结果亚老坚持让他安排好我，才肯上车赴宴，饭桌上还介绍我有才气，很用功。这只是件小事，但对尚年轻的我，莫不是一种提携和鼓励。

　　亚老幽默，不按常理出牌，让人忍俊不禁。有一次，亚老有个歌唱家朋友来北京饭店拜访他，我正拿着画请亚老指教，歌唱家看到我的作品，提出想收藏一幅，并让亚老帮他选并请亚老再题跋，亚老挥笔写上：“某某生日，得杨彦神品一幅，亚明题”。歌唱家高兴坏了，说：“我得神品一幅啊！”亚老看看我，幽默地说：“你看仔细了，是得杨彦神品一幅！”我说，要是亚老写“得神品一幅，杨彦作，亚明题”，那才真有意思了。

　　说到题跋，亚老还有更“绝”的，有次朋友拿了一幅宋文治先生的黄山图来，让亚老给题字，亚老一看是真迹不错，想了半天怎么题呢？结果落笔而跋“文治兄善画太湖”。来人仔细一看，踌躇不已。

三

　　我和亚老接触最长的一段时间，是在他苏州的近水山庄里。1997年，从10月份一直住到第二年的春夏之际。东山的秋季银杏飘落，满山遍野都是金色，镇上的石板老街、古弄小巷在夕阳下格外迷人。我陪着亚老出来散步，不远处能看见太湖的老渔港，仿佛时光倒流，链接到了晚清江南的世外桃源。

　　近水山庄原名“绍德堂”，为明代建筑，曾被江苏省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亚老进住前，院子里杂草丛生，他亲自修缮，并布置得十分雅致，院中的湖石亭榭有苏州园林遗风，门窗梁栋古色古香，厅堂中古董杂件琳琅满目，明清家俱依次摆放，可谓气宇不凡。不想这幽雅的别院，在我住进去没几天，就被亚老渲染上另一层“色彩”：“晚上会有蛇从脖子上爬过，嘶嘶的，不过千万别动，就让它爬过去，爬过去就好了……”亚老对院子里的奇事津津乐道，我不以为然，以为他是开玩笑吓唬我。谁料，一个下雨的深夜，客厅里灯突然大亮，接着传来一阵打斗声，还掺杂着摔碎花瓶的动响，大家都吓坏了，呆在房间里不敢出去，结果翌日天亮一看，客厅里一切完好，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亚老说：“有两个壮汉，天没亮，跟我要烟抽，我给了他们两包打发走了。”我补充说是“大前门”，于是就戏称这院子“闹鬼”。

　　亚老在院子里养了很多动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只孔雀，因为有前后院，公孔雀与母孔雀有时各自分开了，只要公孔雀一叫，母孔雀在半秒内迅速应和，两声“咕”“咯”贴得非常近。其实孔雀的叫声本身并不难听，可是在夜里，太湖上有一种水鸟借着月光迁徙，并发出断断续续的“呱呱”声，由远及近，再由近飘远。我经常画画到夜深人静，却冷不丁传来幽幽的“呱呱”声和孔雀的嘶鸣声，煞是可怖。

    只是多年我从未忘记过这两只孔雀，它们虽然看不见彼此，却有个照应。以至于我回北京后的很长时间一直想画近水山庄印象，渐渐地画面的主要场景和单元开始呈现出来，庭院很浓缩，银杏、芭蕉、老藤、假山，房子的造型是苏州最典型的，白色的椅、桌，有点盆栽，两个孔雀，后面一个围墙一收就是院子，再后有山，幽幽的，阴雨天。我画了一组，有的越画越抽象。

　　早春时节，东山的梅花开了，亚老一高兴就叫曹师妹带着我到太湖老渔村去转转，去写写生。我一听很兴奋，准备在外面好好画一画。花开了，煞有介事地带着写生本就去了。我爬上山，站在有俯视感的地方眺望太湖，景色非常好，怎么看都是画，哪儿都是景。走着走着，来到一片梅林前，树底下正好有一堆稻草，已被太阳晒干，我就在这稻草堆上躺下了，这一躺下，梅花都在我的上方，蓝天映着梅花，小风吹来花瓣有点洒落，落在我脸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觉醒来，我赶紧下山去找曹师妹，她已经画了好几张了。她问我画呢，我说没画。等回到家，她就跟亚老“告状”，说我一张没画，就上山睡觉了。结果亚老说她：“你不懂。”我感觉当时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贴近，“太美妙了”，都难以形容。其实我们画画的时候也无非是想进入这样的境界。画有如此的境界，则为上品。

四

　　在近水山庄，时跨六年，亚老完成了巨轴长卷《长江万里图》，这是他艺术高峰期的经典之作。图卷中从太湖到镇江、扬州、南京、马鞍山、芜湖再到庐山，一路向西经过三峡山城到达源头唐古拉山，作品中蕴含了春夏秋冬四季，南京之前为春，到了采石矶，就是夏天了……亚老让我临摹，本身我就很喜欢画长卷。图卷融合南北宗诸多画法的笔墨形态和山川大地的万千气象，对我启发很大，既可尽精微，又可致广大，造境远看其势，笔墨近观其质， 无怪乎评论家说他完成了艺术个性的塑造，走向了天人合一的彼岸。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临完后，对着原作临摹当然收获很大，亚老也高兴地说，有了《长江万里图》，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本子。

　　1997年，梅清逝世三百周年，带着对大师的缅怀和敬仰，亚老提议并与安徽宣州市和新田镇两级政府共同筹资，在梅清故乡新田镇修建了“梅清陵园”，竣工后我随亚老去扫墓，并顺道去了九华山、敬亭山，亚老游山时常谈论典故、诗歌，既像授课，又像探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而在观察写生方面，亚老常说“美是属于有心人的”，在亚老的潜移默化的、启发式的“传道授业”下，我逐渐在写生中培养起洞悉生活的观察力和敏感度。有时我们散步，走着走着，他会停下来，眼睛朝着别的方向看，这时我会毫不犹豫地顺着他的眼神看，总能发现一些好东西，这一点我坚信。有一次，他停步侧目，我随他的眼神往巷子里看，在巷深的河边，梅花枝下有个渡口，几块长木板从渡口伸向水中央，一个衣着蓝底白碎花布的女子在浣纱洗衣，这场景美极了。

　　在近水山庄，我也画泼墨，十几张铺在地上，大盘小盘，颜料都在往纸上倒，看亚老走近了，有些慌张，怕被指责，结果他说：“不错！”并挑了两张半成品，“我来给你往下画！”泼墨画，看似简单，其实只在泼的时候带有随意性、偶然性，难的是如何在细处落墨，因人而风格不同。我在旁边看着他画，心中涌出一阵温暖。

　　亚老研究了中国壁画的历史以及壁画防湿等问题，并用特种材料处理院子中的白墙，使其接近宣纸晕化的特性和加强牢固性，计划用10年的时间绘制20幅大小不等的壁画。把山水画画成大壁画，这恐怕在上世纪的老画家中不可多得，即使是在今天，也很罕见。可以说，这是亚老的一大突出贡献。

　　当时他的后院里有四根柱子，每两个柱子之间约有丈二尺寸的空白墙面，共四块，他有意让我画成春夏秋冬四景，因院子里的壁画都为亚老所作，自己迟迟不敢动笔。最后在院子里的一块白墙上画了一幅。当时院子里有棵芭蕉树，因为枝叶繁茂，占据面积太大，要砍掉，换其他品种，我念亚老会有不舍，于是在芭蕉树旁边的墙上按照同等大小画了一幅芭蕉图，亚老看了心里颇为欣慰。多少年过去，我再去的时候，因为风吹雨淋，墙上的壁画已经残损，只留下斑驳的痕迹。

五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有欢笑，亦有悲感。我也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亚老的另一面——一个老年人的孤独落寞。遁隐太湖之滨，他是否真正有清逸几日？答案或许只有他知道。他起得很早，深秋时节，天刚蒙蒙亮，院子有凉风吹过，他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吃早点、抽烟、出神地盯着一个地方看。我在房间里，看着他静静的背影，不敢靠近，一刻间仿佛各种情愫涌在心口，难以言会。

　　在我即将离开近水山庄回北京的时候，亚老也多沉默，只告诉我他在太湖边上还有一处工作室，日后可作为我学艺之用。同住画友问及我要返京之事，亚老就说“杨彦要去北京搞银子，搞到了银子，他还要回来……”其时我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一别，方方面面事情困顿，就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了，心中十分酸楚。走的当天，特别不是滋味，不知道怎么和亚老打招呼，不知道能说什么，于是左思右想，趁着他睡午觉，我悄悄地拎着行李走了。

　　2001年去苏州看望他，他用颤抖的双手握着我的手，问我什么时候再过来住，我当时并未用心，只说得空一定安排，不料这一别，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没过多久，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消瘦得十分厉害。听到这个消息，愧疚与悲伤交织在我心头，亚老在南京住院期间，我曾几次与他身边的人联系想去看他，却都未能实现，一直到他去世。

　　亚老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写下了一句话：“中国画未能画出点名堂，是最大的遗憾。”这是他最后的遗言，一位艺术家在生命的尽头，对艺术的虔诚、遗憾和深沉的思考凝结于此，太有分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想什么，他是视中国画如生命的人。他常讲，一个手艺人该把手艺练好，给自己的一辈子做一个交代。

　　亚老说自己于中国画“未能画出点名堂”，并非一般的谦辞，而是他的毕生感悟，因为他是相对一个大目标而言的。中国画在他胸中是一条悠悠不尽的大河、绵绵不断的龙脊。如石涛所说：“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亚老将国画视为民族艺术的胆和魂，他用全身心去体验、去追寻，不懈地将这大目标化为他的生命行为。晚年的亚老每天临帖练字创作不止，即使在重病缠身时，他也不曾停止谈论为人、为艺的感悟，就是因为这个目标在召唤。

　　李可染先生70岁时刻了一方印“七十始知己无知”。亚老也常说，老天如果多给我一点儿时间。我肯定能画出几张搁得住的画。都不是自谦，而是英雄所见略同，都源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听到亚老的遗言，仿佛也听到了亚老的告诫：生命是短促的，对时间珍惜就是对生命的把握。

六

　　多年来，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上沉沉浮浮，我始终不敢也不能懈怠，带着自己所标榜的使命感与时间赛跑，害怕时间如白驹过隙。亚老“中国画未能画出点名堂，是最大的遗憾”的话语一直响彻在耳，脑海中常常浮现近水山庄里他独自凝思的背影，浮现出一个老人在幽静的院落里轻轻叹息的场景，他每天早上起来打拳、练习书法，读古人画集，画画的时候十分投入、十分平静。只因为他太性情，一些应酬杂事耗费了他太多时间和精力，我们在他身边，常常能感受到这种无奈。

　　这些对我们而言，都是太好太深刻的教训，就像张大千的晚年也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画的画都是你们叫我画的，我自己想画的还没有画出来”。张大千也性情，应酬太多。同作为画家，面临的很多问题都相似，不是说为了画画，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只觉得，既然有好多只有绘画才能表达的东西，尤其是人生体验的丰富积累，本应留给后人，却因为时间不足而未能完成，这将是极大的遗憾。

　　而今我亦不是当年的毛头青年，变成了知天命的小老头儿，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受牵绊的因素太多了，但欣慰的是，在探索方面也有一些积累，也有一些体悟。中国画究竟怎么弄下去？艺术跟生命本体的关系？我想我心如明镜。

　　记得有句流行歌曲唱得好，“把握好生命的每一分钟”，也许每个人都有这种意识，但是能做到的却各有深浅，这取决于个体对生命的紧迫感和认识问题的深度以及自身的感同度。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受逼迫的人太多，越是在这种环境下，越是要趁着有精神头儿，朝着自己预计能够达到的高度，再爬一爬。

　　就像登泰山、观日出，明明面前就是那个山头，也不太高了，日出的时间也快到了，为什么不上呢？

杨彦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