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彦先生的画，论者总结为“北气南韵，古法新貌，体涉古今，意赅中西”。然而他自己却本着自然的态度，仅希望能有利于整个地球村。3 月26 日杨彦先生应银座美术馆之邀专程来济南，创作一幅十米山水长卷。观看他作画，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冯其庸先生对他画作的评价：“纵横画笔任纷披，怪石险峰别一奇”。在济创作期间，杨彦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杨先生，您在写生过程中是用画笔面对自然摹写还是用照相机拍摄？您觉得照相机和现实写生感觉有什么不同？

    杨彦：两者皆用。对于摄影技术来说，我很强调怎么拍，拍什么？作为丰富资料性去拍，我会有意识地去积累一些像石头的纹理、山脉的变化，从微观到宏观，甚至细小到一些植物、高原的花草等等，因为我的兴趣很广泛，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山水画家这个概念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深刻感悟和深情。一幅写生往往仅用数刻、数分、数秒，但其精神含量均在其中，是云、气、烟、雾、峰、岭等等，什么都可能是，也什么都可能不是，一块墨和一根线之间都有太多的变数和解数，这就是写生的魅力。我们栖息在这个地球上，对生命和未来的深度思考，便会体现在我的笔墨上。所以有时候大家看我的画，读起来比较丰富和耐看，达到这种程度其实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笔墨的耐看，也是一个表现物象的耐看。既要看表现什么又要看怎么表现，这两个厚度积攒到一定的程度作品就会不朽。

    记者：您的作品主要是以泼墨泼彩为主，请谈谈您的创作体会。

    杨彦：“泼墨”时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那种自由中的紧张，那种束缚中的自由，那种对未知的期待和把握，那种时有时无不期而至的东西如神鬼在帮忙。当墨彩泼下去之后，看着流衍交融变化在进行着。我由衷地感谢绘画材料的奇妙功能，也欣慰自己有迁想妙得的视觉经验，在别人看来只是墨彩的任意流淌，在我眼里已是“翠岭丹霞”，我关照更多的是彩墨的碰撞和交融。‘泼”“写”之间有一块中间地带，那是“生命”存活的地方，我努力看护着它，并在这里给出我的智慧。泼墨（彩）的所有意义在于泼出的“感觉”，而不是痴迷于局部的惟妙惟肖，如果一个人坚持以客观再现的精湛技巧为标准来评价一件艺术作品的话，那只好抱歉地请他走开！因为他永远无法去分享到我在作品中为他提供的那种令人走向崇高与幽远的精神内涵。人常云：某某画家笔下有神助，鬼帮忙，神来之笔，不可多得。要知道这指的全是写意画，那种全靠“人力”所为的画“神鬼”当然不去。绘画艺术技术含量太大，必须有至高的智力方能驾持，最高境界的进入必须要赢得“神鬼”相助，感谢砚边、灯下，“神鬼”常来助我，理由是我画的是泼墨泼彩大写意！

    我有个艺术主张就是浑沌理论，画的浑沌，不止是云里雾里的幽弥，也不止是笔墨章法的玄妙，它包括整个绘画过程的浑沌，是介乎有序无序之间。浑沌也是我捍卫并终极追求的美学主张，更是我全部诗情和灵韵的安身立命之所，没有浑沌我的艺术生命将无处栖息，当我的才华转为意象躲进浑沌时，我的艺术生命将获得永生。

    记者：南方的山和北方的山您感觉差异在哪里？在画面上您是怎样去表现的？

    杨彦：在这里我想更多地说南方山和西藏山的区别。我们拿美女作比喻，南方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种美，有了云雾、四季、早晚的变化，她就有了一种朦胧之美。西藏就不同了，她是一种毫不含糊的裸露之美，山川是裸露的，石头显现的是本体颜色，有黄有绿有红有青有紫。色彩极其丰富，都是山体本身的颜色，并且甩大灯照射着都经得起看。

    在我的画面上，对西藏还没有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用朱砂色，对这种颜色有种特殊的感悟力，她似乎与当地的宗教和传统有呼应的地方。

    泼墨山水源于南方，如果说大写意是中国画的上乘之法，那么“泼法”是大写意中的终极表现。其性质、过程演绎了人对自然的感悟、认知、利用、改造和再创造的过程。正所谓“相与天地同造化”。塞尚说得好：模仿宇宙的最高方式，不在描绘细节，而是象征式地重新创造那结构。泼法的自由度笔墨宣纸的特性都许诺了创造力的发挥，也正是在这空灵、宽松、自在的境界中，主体情志才能得以纵横驰骋、恣意宣泄，顺天地造化之理，成绘画构成之章，流衍出应有的秩序和结构。正如石涛所言：“浑沌中放出光明”。

    总之，北方的山更接近崇高，南方的山很幽远，这两种美学的概念向横向和纵向加以发展的话肯定就是山水画的最高境界了。

    记者：现代的山水画风格多样，”好多人都讲究现代构图和样式，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杨彦：这是一个好的氛围，就像一个肥沃的土壤，这么多人在尝试，有这个量在，这里边肯定会有精英。但是我不苛求自己的画有所谓样式，这样才可以让各种绘画要素在我的画中呈现并努力做到更加完善的表达，让观念常看常新，在千变万化中看我的底蕴和积累，机智和才情，一味炮制所谓的个人风格并非艺术本质的需要。泼彩大写意没有画法格式，其最高表现形式就是随机应变，画画不能带着“脚镣跳舞”，你的脚镣太重，再来个五花大绑，你就跳不了舞了。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都讲究一个度的问题，就是尽可能地把人性的一种大自由状态给调动起来，这是我们从艺也好、做人也好，方方面面的一种终极的呼唤。人是一个生命体，他内心的涌动和四肢挥洒的动作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关系，内心已经激情澎湃了就带动了肢体语言的速长。艺术究竟表现什么，怎么才能表现得好，才是艺术家更应该关心的问题。

    画家应凭借一生的精力和艺术追求渐渐地解决一些课题，多给后人留下一些好的东西，更要从学术上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来。好的画家应该有历史使命感！一个画家经过不断努力，创作出有一定分量和价值的东西，经过历史的检验，被历史承认了，谁都不会忘记他！

    记者：当代山水画是不是很难超越像“李刘马夏”、“四僧”、“四王”这样的水平了？

    杨彦：过去时代人跟自然很贴近，而现在却是跟自然远离了，不亲近了，经常也是不和谐的，就算到大自然中写生，也是走马观花，没有跟大自然真正的对话和交融，离开了被诗意包围的状态，这就决定了笔下带不出东西来。真正的好东西是情感深处的撞击而产生的，好的作品是偶发的，但这偶发背后是一种自然的积累，像火山爆发一样，势不可挡，喷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才是好作品。现在没有了这种原始冲动，没有非画不可的冲动，完全漂浮在所谓的学术上，很假，很可怕，变成了试管里的山水了，酒精灯是无法点燃激情的。没有了对自然和生活更深刻的理解，不深刻不独特只能是在形式上做翻版，只是在上世纪的几个大师那里做翻版，在西画那里做翻版。

    很多人都在讲差异讲变，其实真正差异的应该是人的内心，应该要把这个差异放大，最重要的是养一口气，不能既没气也没魂。我的老师亚明先生晚年非常感慨说：要是老天能多给我几年寿，能活到90 ，可能我会画出一两张能留得住的画。他觉得他到死也没能画出在历史上能留得住的画，在他心里一定有自己更高的评判标准。

    画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打动人，这固然不错，但是我越发觉得画家自己常能被事物打动才更重要。那些对真善美麻木、迟钝的人是可怜可悲的。感动、激情、冲动这是艺术家起码的品质，应该保持到生命最后的时刻！

记者  傅晓燕